缘起：甬江之水奔腾不息
吃好晚饭，我们就到甬江边散步。
对岸灯火灿然，那是宁波的老外滩保留的老建筑。宁波1844年开埠，江北岸渐次形成英、法、美三国侨民居住区，这些老建筑中有英国领事馆旧址、浙海关旧址和江北耶稣圣心堂等，依稀有19世纪的年代感。从这里出发，轮船将宁绍商帮以及沙石、生丝、茶叶、瓷器等运往上海。
甬江依然奔流。多少人从这里乘江轮到上海。我是第三次到宁波，第一次是坐绿皮火车，第二次是动车，这回是从上海乘小车经杭州湾跨海大桥而来，夕阳之下，浩瀚无垠，海霞最是激动人心。
去上海的甬上名人，我最感兴趣的有几个人，一个是把轮船方向盘牢牢抓在中国人手中、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虞洽卿。他为夺回航权，创办宁绍轮船公司，打破外资对沪甬航线的垄断，后建立了庞大的三北航运集团。一个是把金融牢牢抓在中国人手中、创办证券交易所的赵家蕃。民国初年曾任全国造币厂厂长，曾变卖家产资助孙中山革命。第三个是将游戏大舞台牢牢抓在中国人手中、创办大世界的黄楚九。跟绍兴的师爷不同，宁波的商帮，特别敢闯敢干。没有《繁花》里的爷叔，就没有上海滩的阿宝们。
第四个人跟我有关系。这回我到宁波来就是为了他。
白天开会，我发言的第一句话是：感谢、感动、感恩。我稍稍停顿了一下。我知道这句话分量重，旁边的专家们都注意到了。
我凭什么感恩呢？这个会议是《四明文库》甲编第一期的发布会。五载春秋，这部文库已经刊行宁波地方文献342种260册。盛世修典，做了许多地方想做而做不到的事。
然而，与在座的陈尚君教授、陈广宏教授不同，他们都是宁波人，这是他们的乡邦文献。我又凭什么感恩呢？宁波出版社袁社长笑了，他懂我。
这个文库，之所以舍《宁波文库》的名字，要用老百姓不好懂的《四明文库》，这与近百年前的《四明丛书》有关。《四明文库》与《四明丛书》一脉相承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影响全国的宁波地方文献集成《四明丛书》，其创意者、主编正是张寿镛先生。张寿镛又是光华大学的创办人、老校长，光华大学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，没有光华大学就没有华东师大，没有华东师大，也就没有我的文学博士学位，更没有我在那里三十五载春秋教书生涯的美好时光了。宁波市政府斥巨资支持、出版社及省内外众多专家学者下大功夫，编出皇皇大典、《四明文丛》2.0版的《四明文库》，将寿镛老校长的事业发扬光大，我能不感恩吗？
寿镛老校长未及编完《四明文丛》，便溘然长逝。余下的第九、十集共25种23册，只留下了拟目。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的员工完成了这两集的底本选择、撰写提要以及全部《四明丛书》的综述，也算是向先贤致敬，完成了老校长未竟之夙愿。
去年是光华大学百年校庆，华东师大隆重纪念。可惜未及与宁波联手，表彰老校长在保留乡邦文献上的功绩。其实，在寿镛先生那里，编书以表彰先贤，教育以陶冶后进；古籍乃国魂所在，办学乃未来可期，这是一体两面、古今贯通的大事因缘。教育与学术，都是接力传薪，如甬江之水，奔腾不息。
一乡之士而皆天下之士
次日清晨，风轻云淡，我沿甬江公园的岸线跑步，两架跨江大桥之间，竟一口气跑了4公里。回来一身的多巴胺。我也不明白当天这么能跑的原因。
宁波古代典籍中的人物，不乏奋然刻励之士。王阳明、朱舜水、黄宗羲、全祖望，名震天下，暂且不说。在我有限的了解中，譬如：《逊志斋集》的作者，“正学先生”方孝孺，标举圣贤的“养气为本”，主张文章要“气豪辞雄，有振衰立懦之功”，他的最后结局也是拒绝为燕王起草诏书而死。戴表元写作了不少反映民生疾苦与鼎革之变的优秀诗篇，在宋亡后，隐居乡间，授徒卖文。《鸿苞集》的作者屠隆，在书中专列《义士传》上下两卷，表彰忠义节操。《甬上耆旧诗》的编者李邺嗣，“侧身忧患之中，九死不死，留身有待”，以诗存史，屡屡致意于忠谠之言、卓荦之节。《敬止录》的作者高宇泰，因投身反清复明，四度入狱，千磨百折，涉历万死，一心为死难者立传。以及戏曲家周朝俊《红梅记》中敢爱敢恨、侠肝义胆的李慧娘，史家全祖望《鲒埼亭集》中组织抗清活动的屠董二君子，策动三千乡民抗清、最终血战而死的杜懋俊，善始善终坚持抗清军事活动12年之久的张煌言……从日常的“刚正不阿”，到治学的“经世致用”，再到危亡时的“以身许国”，这条主线一以贯之，共同构成了浙东文化中士人精神的完整画像。他们不仅是浙东铮铮硬骨的士人楷模，更是华夏民族精神的守护者。
甬江系奉化江与姚江汇合而成，奉、姚二江的源头皆在四明山。根据古代文献记载，相传此山峰峦之中有方石，四面如窗，可透日月星辰之光，故得名“四明山”。此山方圆八百里，横跨六县，峰峦起伏，林壑幽深，水量充沛。黄宗羲、张煌言、冯京第、王翊都在这里活动。最精彩的是四川达州人李长祥和他的妻子姚淑，李长祥后来在舟山，被鲁王任命为兵部尚书。这一对英雄夫妇，他们的抗清义举，以及他们的诗歌唱和，留下多么精彩的故事。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夫妇《联句》第一联：“天从地下起，今自古时长。”语言非常朴素，意思非常深切，第一句谓：天明从地下升起，隐喻明朝从地下升起，暗指反清复明局面之出现；第二句谓：今日之中国乃是自古以来之中国之继承，言外之意是不许夷狄入主中国，亦即赶走侵略者。唐诗以来，没有这么精彩动人的诗句。李长祥夫妇的抗清，长达30年，应该是与郑成功齐名的民族英雄。
再往前追，南宋遗民、宁海人胡三省的《资治通鉴音注》，也是一本传世之作。这本字数几乎与《通鉴》300万字相等的巨著，在字里行间倾注了无尽的亡国孤愤与大宋眷念、融入了历代得失的分析、政治教训的总结、思想道义的激扬，实际上是一部借古论今、内涵极为丰富的史论。在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下，民国大史家陈垣先生，又在胡三省此著的基础上，写出《通鉴胡注表微》，通过阐发胡三省及《通鉴》中的历史事例，在日寇占领下表彰“夷夏之辨”“民心臣节”等思想，砥砺气节，振奋人心，更探究兴亡教训，借分析宋亡元胜的历史原因，寄托对现实的深刻思考。被誉为陈氏“所有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”及现代史学的经典之作，既是浙东“经世史学”的传承，也是传统史学天下关怀的魂兮归来。
张寿镛老校长为《四明丛书》作序，特别强调，“一乡之士而皆天下之士”，“天下”，我们今天已经对这一概念有了更多的了解，不仅是一乡、一国、一族，更有道义、尊严、自由、公正、仁爱等人类共同体的超越价值。因而，《四明文库》正如“四明”乃日月星辰天地之光一样，虽为宁波一地之文献汇编，却乃“天下之文献”，具有超越一地一时之永久光价。
或许，那天甬江之畔跑步不能停，是接到了四明文脉的能量？
朱舜水：对故国文化的坚守
甬江的下游是出海口。朱舜水多次从舟山出海到日本。
中国文化史上有两个大放异彩的文明使者，一个是唐代的玄奘，一个是明代的朱舜水；一个向西取经，一个向东传法，都表现了中国文化的交流开放性格，以及坚韧不拔、以学问济世的精神。玄奘在盛世中西行取经，将外来文化引入中国并加以消化创新；朱舜水则在乱世中东渡授学，将中华文化输出到日本并促使其本土化。两人一“取”一“授”，一“引入”一“输出”，都开花结果，恰好构成了中国文化十字打开的双向画卷，显示了吾民族文化传播的强大生命力。
玄奘毕竟在陆地上。朱舜水海上漂泊，九死一生：为借兵抗清，从1647年到1658年间，四次东渡日本，七次出入长崎，三次下南洋，辗转安南（今越南）等地，其间在海上历尽艰险。滞留安南时，他坚决不按当地礼仪跪拜，被强按仍奋力挣脱。面对杀身威胁，他坦然表示愿为遵守明朝礼节而死。虽受水户藩主德川光国厚待，但他心怀故国，四次拒绝为其建造的舒适新居，理由是无视国家灭亡而安居是耻辱。终生着明朝衣冠，每逢中秋（抗清挚友王翊忌日）便废节不庆。他将对故国文化的坚守与怀念，全部倾注到了在日本的讲学与著述中，最终成就了其“日本孔夫子”的历史地位。
《四明文库》别集类收录了徐兴庆先生积30年心血牵头完成的《朱舜水集》（点校本）三大册，是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朱舜水著作总集。杨儒宾教授在序言中，认为朱舜水是“国际人”，认为他具有孔颖达所说的“总天下之心以为己意”的人格特质，一生在中日两国参与的众多政务，遂不能以中国史的格局限定之，是“十七世纪东亚文化史的重要精神指标”，是“东亚精神的脊柱”。梁启超也说：“中国儒学化为日本道德基础，也可以说由舜水造其端。”17世纪到18世纪的东亚“天下”，是建立在儒教文明、佛教信仰、汉字书写、古代律法等共同文化的基础上的秩序，朱舜水是参与者与文明使者。令人惊叹的是，日本在1720年就编出了《舜水先生文集》，在1912年编辑了《朱舜水全集》，舜水在日本的讲学，“老者白须白发，亦扶杖听讲”，他的日本学生安东守约，居然愿意分一半薪俸供他生活；而一位位高权重的日本藩主，生前礼敬舜水，在舜水死后，将他安葬在自己的家族墓园，视为家人。至今尚在东京汤岛的圣庙，在他影响下建成，而这位异国先知的墨宝书简、只言片语，依然大量流传在九州的柳川古文书馆、水户的德川博物馆，以及各地的乡土史料馆和宗教机构、大学图书馆。日人曾资助孙中山，可以说，辛亥革命的成功，也是舜水先生异国他乡的魂兮归来。
天童寺：人与自然的相亲
开完会的当天下午，我们驱车前往宁波天童寺参观。我曾经在巴黎圣母院旁边住过三个月，经常出入其间，听惯了唱诗讲经，看多了雕刻彩绘，走的时候，竟得出一个结论：圣母院就是一大艺术品。我的一个直觉是，天童寺也是一大艺术作品。
但是巴黎圣母院只有一个广场，没有庭院与青山，只是人与人的相亲，也没有人与自然的相亲，这就是中西的差别。巴黎圣母院广场上什么艺术表演都能看到，从人与鸽子、小狗的亲密互动，到一流民间艺人的音乐歌舞、人体雕塑和杂技表演，应有尽有。而天童寺的庭院里，表演的主角是千年的唐柏、云气蒸腾的青山绿树，安静的鱼鸟以及无数的书法、大大小小的楹联。
天童寺是禅宗寺庙。禅宗是佛教传入中国后，花了差不多五百年的时间才消化的大餐。天童寺有四个标志性的中国化，一是“十方选贤”：住持不搞师徒世袭，而是由四方大德推选贤能担任。使天童寺成为真正面向世界开放的纯粹禅修道场。
二是“农禅并重”。“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”的农禅传统，将农耕劳作与修行坐禅完美结合，实现了经济与精神的双重自立。
三是“默照禅”。强调在静默中观照自心，既保留了印度禅定的精髓，又融入了中国道家“清静无为”和儒家“心性内省”的思想元素，形成了一种极具中国士大夫精神气质的修行法门，吸引了大量文人学子。
四是“山水园林”。据说，中秋之夜，在大殿的庭院里，能看到最明亮的月亮，能闻到摇漾着桂花香气的月光。
天童寺是一个典型。宋代的中国，既富于文化自信，又具有强大而活泼泼的消化能力。其实整个江南都是这样的典型。那个时代的人敢于模仿与拿来，也敢于创造与送去。开放不仅是向外学习与吸收，也是向外传播。
如果说朱舜水是儒教东亚秩序的参与者，天童寺就是佛教东亚信仰的见证地。一阳一阴，共同缔造东亚文化史的大格局。如果说舜水是“国际人”，天童寺就是“跨国桥”，他们都一样跨越了族群与语言的限制，成为东亚文明史的永恒传奇。
天童寺是禅宗曹洞宗在日本的祖庭。日僧道元将天童寺的曹洞宗禅法、寺院建筑格局乃至清规戒律全套带回日本，创立了日本曹洞宗。这意味着，日本接受的是已经深度中国化的佛教，天童寺成为“中国化佛教”的标准输出源。据史料记载，仅在宋、元、明时期，就有至少32批日本僧人来此求法，同时也有11批中国僧人由此东渡弘法。
在元代中日官方关系紧张的时期，与天童寺有渊源的高僧（如一山一宁、西涧士昙）曾受朝廷委派出使日本，为化解冲突、恢复邦交发挥了文化使节作用，这也是政治外交的艺术。
汉字、丝绸、水稻、茶、制度、唐诗、文房四宝、绘画，再加上王阳明、朱舜水，宁波的天童寺、天台的国清寺、杭州的径山寺，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，日本人成为华夏文明的最大学生——令人惊异的是，这些“老师”几乎都在江南。
除了将宋代禅风、儒学及文化科技传入日本的兰溪道隆，天童寺还有日本的“三祖一圣”，宗祖：在日本被称为“小天童”的希玄道元，是日本曹洞宗的宗主。茶祖：将茶种与茶文化传入日本的千光荣西。陶祖：随道元禅师来华的日本匠人加藤四郎，在宁波学习了制陶技术，回国后开创了著名的“濑户烧”。画圣：日本艺僧雪舟在宁波期间，他获授“天童第一座”的崇高礼遇。他将宁波的山水风物（如天封塔、三江口）绘入画中，并将中国水墨技法与自身感悟结合，最终成为日本水墨画（汉画）的一代宗师。
我最喜欢雪舟。如今在天童寺内，仍能看到日方赠送的雪舟画像等纪念物；在日本东京博物馆、京都博物馆、爱知县斋年寺、山口县防府市毛利博物馆，都能看到雪舟的杰作。
雪舟最懂得中国的江南。中国人将佛教生活艺术化，他更将禅宗艺术化了。
我最喜欢天童寺山门楹联的上联：
问谁具正法眼，向义兴未结茆庵，太白未为童子以前，识得苍山真面目。
这不就是艺术的法则：向自然的深处、向无限的不确定处，发挥人创造的潜力吗？
据说，《四明文库》在今后的编纂计划中，还将收入雪舟的作品，我愿期待，下次带着雪舟的作品，在天童寺的正殿前，看有桂花香气的月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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